1948年，双手沾满我党鲜血、有着血海深仇的国民党大特务头子康泽，在襄阳战役中被我军活捉，毛主席得知这个喜讯后，却立刻给华野下达指示：康泽，坚决不能杀！
1948年7月16日，襄阳城破，中原野战军六纵的战士们在死人堆里扒出一个浑身血污的中年男人——第十五绥靖区中将司令官康泽。
他脖子上有一道浅浅的刀痕，那是试图自杀留下的，几个认出他的战士怒火中烧：“别装死了！”康泽慌乱地喊：“我投降，我投降。”
消息传到西柏坡，毛主席却下达了一道出人意料的指示：“康泽不能杀，立即送到我这里来！”前线将士愕然——这个人双手沾满我党鲜血，凭什么不杀？
康泽绝非等闲之辈，他是和戴笠齐名的国民党特务头子，人称“康戴二公”。作为复兴社创始人之一，他长期担任南昌行营别动队总队长，这支按照德国党卫队模式组建的特务武装，深入苏区进行破坏活动，直接或间接害死了六十多万江西革命群众。
毛主席曾当面对美国记者斯诺说过：“中央苏区覆灭的两大元凶，一个是蒋介石，另一个就是康泽。”
正因如此，当康泽被押往西柏坡后，许多战士和群众愤怒地要求枪毙他，可毛主席始终没有点头，新中国成立后，康泽被送入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。
此后的漫长岁月里，他在功德林读过毛主席著作，听过新中国的日新月异，1959年底，首批特赦名单公布，没有他；第二批、第三批，依然没有他的名字，康泽一度灰心绝望。
1956年4月25日，毛主席在《论十大关系》中公开解释：“连被俘的战犯宣统皇帝、康泽这样的人也不杀。不杀他们，不是没有可杀之罪，而是杀了不利。不杀头，使他们有自新的机会，这样做，对人民事业、对国际影响，都有好处。”
康泽读到这段话时，激动得当场不省人事，他终于明白，中共留下自己这条命，并非因为罪过不够，而是一种高明的政治智慧——与其简单地枪毙，不如让他亲眼看见旧制度的腐朽垮台和新中国的勃勃生机。
这种漫长的思想改造所产生的震慑力和感召力，远比杀死一个敌人要深远得多。
1963年4月9日，在第四批战犯特赦名单上，赫然出现了康泽的名字，这位曾经残害无数革命志士的“特务总队长”，终于走过了漫长的自我忏悔之路，成为了一名新中国的文史专员。
多年后人们再提起康泽，不再简单地冠以“大特务”的标签，而是感慨于一份超越私人恩怨的胸怀。
毛主席的决定让整个时代的敌人看清：我们不但有能力彻底打败旧世界，更有信心去改造那些曾经与人民为敌的人，这种度量，才真正注定了新政权的胜利坚如磐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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