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是唯一一位，先后被 中国共产党和 国民党双双开除党籍的人物，最终，以汉奸之名 被送上刑场。曾经怀揣救国理想的热血青年，在权力的诱惑下一步步滑向深渊，成为民族罪人，其间的转折比最离奇的小说还要惊心动魄。
信息来源：（三面人生：唯一被共产党和国民党都开除的汉奸 2011年12月22日01:32 环球时报）
中国近代史的舞台上，出现过无数令人唏嘘的面孔，其中陈公博的人生轨迹堪称一部荒诞的黑色喜剧。
陈公博生于广州官宦世家，父亲陈志美曾是清朝广西提督，因镇压太平天国有功受封。
但这位满清大员骨子里却是反清斗士，秘密加入三合会，策划起义差点丢掉性命。
十五岁的陈公博跟着父亲联络反清势力，亲眼目睹起义计划因泄密流产，父亲挺身而出顶罪入狱，家道中落。
这段经历在他心中埋下了叛逆的种子，也塑造了他实用主义的人生态度。
北大求学期间，五四运动席卷全国，同学们在街头振臂高呼，陈公博却躲在图书馆研读哲学典籍。
他自诩“静如处子”，整个运动只象征性地参加过一次散发传单。
这种置身事外的态度，暴露了他对政治运动的真实看法——与其说是理想主义，不如说是精致的利己主义。
从外地毕业返回广州后，陈公博怀揣着对新思想的热忱，迅速与谭平山等人携手，共同创办了《广东群报》。
彼时的广州，新思想与旧观念激烈碰撞，街头巷尾都弥漫着寻求变革的气息。
他们以报纸为阵地，笔为武器，大力宣传民主与科学，传播进步思想，积极串联进步人士，暗中参与建党相关的筹备活动...
凭借着在宣传与组织工作中的表现，1921年，陈公博作为广州地区的代表，肩负着使命奔赴上海，参加了具有开天辟地意义的中共一大。
彼时的他，或许也曾怀揣着坚定的信念，渴望为国家与民族的未来贡献力量。
可是，陈公博在党内的表现，却很快辜负了众人的期待，与他最初的热忱判若两人。
中共一大召开期间，他自视甚高、盛气凌人，常常在会议上坚持己见，与张国焘为了会议议程、观点分歧争执不休。
语气尖锐，丝毫没有退让之意，尽显傲慢与浮躁。
就在会议进行到关键阶段，法国巡捕突然闯入会场进行搜查，局势瞬间变得紧张。
为了保障代表们的安全与会议的顺利进行，大家一致决定转移。
可就在这危急关头，陈公博却将会议的重任抛诸脑后，带着新婚妻子李励庄，悠然前往杭州游山玩水，全然不顾身边同志的安危与革命事业的紧迫性。
等到他游玩归来，重新返回上海时，中共一大早已圆满结束，他也因此成为了唯一一名中途退场的代表。
这份不负责任的举动，也为他后来的脱党埋下了伏笔。
更令人不齿的是，中共中央得知此事后，特意派张太雷赶赴广州，要求陈公博对自己的违纪行为作出解释。
希望他能认识到自身的错误，改过自新。
可面对组织的批评与询问，陈公博却依旧傲慢无礼，丝毫没有悔改之意，甚至直言不讳地宣称：“今后独立行动，不受党的约束。”
这份对组织纪律的公然藐视，彻底耗尽了组织的耐心，也让他与中国共产党彻底渐行渐远。
1923年春，陈公博被中共正式开除出党，结束了他短暂的党内生涯。
脱党之后，陈公博选择远赴美国留学，靠着汪精卫的资助，顺利进入哥伦比亚大学。
留学期间，他的思想彻底发生了转变，撰写的毕业论文《共产主义在中国》中，公然彻底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学说，字里行间都透露着他对共产主义的背离。
这也标志着他彻底走上了相反的道路，1925年，陈公博学成回国，经廖仲恺介绍加入国民党。
凭借着汪的鼎力提携，他的仕途一路顺风顺水，如同火箭般迅速晋升，一时之间风光无限。
在南京伪国民政府中，陈公博是仅次于汪的二号人物，身兼立法院长、上海市长等要职。
他主持签订“日汪基本关系条约”，将国家主权拱手让给侵略者。
1944年汪精卫病死后，他彻底接任，爬上了汉奸权力的顶峰。
但报应来得很快，1945年8月日本投降，陈公博带着几名亲信仓皇逃往日本，只躲了38天就被引渡回国。
被告席上，陈公博仍在诡辩，声称自己出逃是为了“委员长还都方便”。
这种厚颜无耻的狡辩骗不了任何人，法庭当庭宣判其死刑。
1946年6月3日，55岁的陈公博在苏州狮子口监狱被执行枪决，结束了罪恶的一生。
临刑前他写下“大海有真能容之量，明月以不常满为心”的诗句，至死都不忘,矫饰自己的文人情怀。
陈公博的悲剧在于，他始终将个人利益置于民族大义之上。
出身反清家庭却沦为封建余孽，参与建党却又背叛革命，被国民党开除后投靠反动派，最终成为汉奸头子。
他聪明有余而节操不足，才华横溢却道德沦丧。
动荡的年代里，没有坚定信仰的人就像浮萍，随波逐流，最终被历史的巨浪吞噬。
更讽刺的是，陈公博的父亲当年为反清革命不惜牺牲一切，儿子却在民族危亡之际卖国求荣。
历史不会原谅叛徒，陈公博的名字永远钉在耻辱柱上，警示后人：没有原则的聪明，终究是通往毁灭的捷径。
宏赢策略提示：文章来自网络，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